近读日本共同通讯社发的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的走向》，在论及季羡林教授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的世界意义时，称赞该集成“日本文化编”主编叶渭渠教授是“中国研究日本文学史的第一人”，收入集成中的叶著《日本文学思潮史》的成果，正反映了作者在我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的这个地位。
《日本文学思潮史》是一部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日本文化史。作者将日本文学的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联系中，置于包括哲学、美学、宗教、伦理、艺术等在内的整个文化范围内进行叙述。它沿着从古代到现代日本人文思想的发展轨迹，把握从原始单一的文学意识到纷繁多样的文学思潮，从古代的观念形态到近、现代的主义形态的思潮演进中日本文学流变的基本规律。
这部专著虽然不是比较文学史，但为了凸现日本文学发展的主体性及其所具的民族特质，作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用了许多篇幅论述古代中国文化思想，尤其是儒佛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的文本思想，对于日本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在诗学、文论等多方面的展开等等，来深入探讨成为日本文学史的本土与外来交融这个基本问题。
尤其引起我兴趣的是，作者以日本古代的歌学引进中国的诗论、诗学，撰定《万叶集》，藤原浜成（724－790）直接受六朝（222－589）诗学书《毛诗》（宋代以后通称《诗经》）的启迪，撰著《歌经标式》、空海（774一835）受六朝《文心雕龙》、《诗品》等的影响，撰著《文镜秘府论》，来说明和汉歌学和诗学的交流关系；与此同时，又注意到扎根于古代歌谣的朦胧文意识，从《万叶集》的批评意识到藤原公任（966－1041）、藤原定家（1162－1241）构建和歌本身的歌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和歌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而超出和汉歌学和诗学的差异，逐渐走向成熟。还有书中论述禅的世俗化与日本文学的“空寂”、“闲寂”思想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含义从相通到分离的历史轨迹，突出地说明松尾芭蕉（1644－1694）在俳句创作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闲寂的风雅文学思想，总结了松尾芭蕉的俳论的核心内容是“风雅之诚”（诚即“真实”）和风雅之寂（寂即闲寂）。作者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解说为我独尊的松尾芭蕉名句《古池》时，就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一名句是通过“闲寂”的独特表现力，产生艺术性的风雅美的。
本书的最精髓部分，恐怕可以说是以《源氏物语》为典型，对占据日本文学中心位置的美学思想从“哀”到“物哀”演变成为主观的感情对于客观事物所引起种种的感动所作的精到论述，以及对书中的1044个“哀”和13个“物哀”所表现的特殊状态进行实证的分析，说明“物哀”包括对人的感动、对自然的感动和对世相感动的三个层次的结构；同时作者还通过《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从多方面阐明两者吸收儒佛思想的异同，特别是吸收白居易文学思想的差异性中，发现《源氏物语》作者以“和魂汉才”为主导思想，促进文学上对和魂的自觉，在神道的自然本位说与佛教的心性说的结合点上，完成了日本式感情的原型———“物哀”的创造，使古典写实的“真实性”和古典浪漫的“物哀性”的结合达到完美的境地，并以此说明《源氏物语》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学牢固地确立自己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民族特质，实现了文学的日本化。
可以说，《日本文学思潮史》是一部证实与理论并重，资料详实、见解独到，用中国学者的眼光来审视日本文学与文化，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学术专著。它的问世，将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一部对我国的日本文学、文化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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